企业集团实质合并破产的规则厘定与制度镜鉴

在经济全球化与产业整合深度推进的背景下，企业集团已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。然而，当集团整体陷入债务危机时，其破产程序的复杂性远超单一企业。其中，“实质合并”作为一项突破传统法人独立人格原则的特别制度，在公平清理集团债务、提升重整效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，但其适用边界的模糊性也长期困扰着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。本文旨在梳理我国实质合并制度的现状与挑战，镜鉴国际有益经验，并对《企业破产法（修订草案）》的最新进展进行评析与展望。

本土实践：从原则指引到地方探索

长期以来，我国在国家层面缺乏关于企业集团实质合并破产的明确法律条文。司法实践主要依据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所提供的原则性指引。该纪要确立了“审慎适用”的基本原则，将实质合并定位为法人独立人格原则的例外，并规定了三项适用要件：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各成员财产的成本过高、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。这一框架虽填补了立法空白，但“高度混同”、“成本过高”、“严重损害”等核心概念均缺乏具体判断标准，赋予了法官过大的自由裁量空间，易导致“同案不同判”。

为破解实操难题，部分地方法院率先开展了规则细化的探索。例如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指引对人格混同的认定进行了维度分解，并强化了听证、复议等程序保障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工作办法则展现了更大的灵活性，在特定情况下引入了“重整必要性”标准，即虽未达到人格高度混同，但出于整体重整成功之必需或能使全体债权人普遍受益，亦可考虑纳入合并。这些地方性规范显著提升了区域内案件处理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，但其效力层级有限，且各地标准不一，难以从根本上解决全国法律适用统一的难题。

现实困境：范围界定中的六大实务难点

在现行规则体系下，法院在界定实质合并范围时面临诸多实体与程序交织的困境：

其一，纳入标准与破产原因的冲突。能否将表面资产状况良好、不具备传统破产原因的关联企业纳入合并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“整体认定”思路，虽回应了集团内部利益输送可能掩盖个别企业真实偿债能力的现实，却直接冲击了破产法以个别企业为基准的入门条件，对优质企业债权人的预期利益构成重大影响。

其二，“法人人格高度混同”标准模糊。如何区分集团内部正常的集约化管理、协同运营与需要破产法干预的“人格混同”？人员、业务、财务、资产的交叉达到何种程度方可称为“高度”？这一界限的模糊使得司法裁量缺乏稳定标尺。

其三，“区分成本过高”难以量化。此成本不仅包括审计、评估的直接费用，更涉及因权属不清引发衍生诉讼的间接成本，以及资产冻结导致营运价值贬损的机会成本。作为一个综合性判断，其缺乏量化基准，依赖法官的自由心证。

其四，“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”界定困难。损害是指个别债权人利益减损，还是全体债权人整体利益受损？当合并使部分债权人受益而另一部分受损时，如何权衡？损害“严重性”的阈值如何确定？这些问题均无明确答案。

其五，债权人差异化保护机制缺失。实质合并产生财富再分配效应，优质企业债权人清偿率可能被摊薄。现行制度主要提供程序异议权，缺乏如“最佳利益测试”（即确保反对合并债权人所得不低于单独破产清偿额）等实体补偿机制，有损实质公平。

其六，“府院联动”中价值目标的差异。在重大集团破产案件中，司法机关注重法律要件审查，追求裁判统一；政府部门则侧重职工安置、金融风险、产业政策等社会经济目标。两者逻辑的差异可能导致在合并范围认定上沟通成本高昂，甚至贻误重整时机。

他山之石：美国与法国模式的比较镜鉴

为解决上述难题，有必要考察域外相对成熟的制度设计。

美国模式以判例法为主导，其核心是“禁止自动合并”原则。关联企业不会仅因股权关系被合并，法院须经严格司法审查。在界定范围时，美国法区分已破产成员与未破产成员。对于后者，将其纳入合并须满足极为严格的标准，核心是证明其与破产成员构成“不可区分的整体性”，且排除它将导致“债权人集体利益”严重受损。这种模式平衡了法人人格独立原则与特殊情况下的效率公平需求，通过高门槛的例外规定警示企业规范内部治理，同时赋予了法官应对复杂商业现实的灵活裁量权。

法国模式则以成文法为特色，在《商法典》中明确规定了“程序扩展”机制。其适用条件聚焦于“资产混同”与“法人人格虚构”两种核心情形，标准相对明确。制度同时配备了司法保全措施、管辖权集中等程序保障。这种成文法路径提供了更高的法律确定性和市场预期，通过清晰的规则引导企业行为，并在程序上保障利害关系人的权利。

综合来看，美国模式长于通过司法裁量实现个案衡平，而法国模式胜在通过明确规则维护法的安定性。两者均强调实质合并的例外性与审慎适用，并为非破产成员的纳入设置了高于破产成员的审查门槛，此点尤为值得借鉴。

立法新篇：

《企业破产法（修订草案）》的

进步与期待

令人鼓舞的是，2025年公布的《企业破产法（修订草案）》专设“合并破产”一章，首次在国家法律层面构建了该制度的基本框架，实现了从司法探索到法律依据的历史性跨越。

《修订草案》的进步显著：其一，确立上位法依据，为全国统一适用奠定基础；其二，凝练核心要件，将“法人人格高度混同”与“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”等司法共识上升为法律；其三，构建程序体系，明确了申请、听证、裁定、复议等流程，保障程序正当性；其四，创新机制设计，区分了“实质合并”与“协调审理”两种模式，为不同混同程度的集团破产提供了梯度化工具。

然而，《修订草案》在解决前述实务难点方面仍有完善空间。首先，关键认定标准仍显原则化。“人格高度混同”的量化指标、“区分成本”的考量地位、“严重损害”的界定阈值等均未细化，可能成为新的争议源。其次，对受损债权人的实体保护依然缺位。未引入“最佳利益测试”或类似补偿机制，个体债权人为整体公平所作牺牲无法获得合理填补。最后，对非破产成员的纳入未设定更严标准。未能充分体现“禁止自动合并”的审慎原则，对法人独立人格的突破需格外慎重。

展望与建议：迈向更精细化的制度设计

为使实质合并制度更具可操作性，并在公平与效率、整体利益与个体保护之间达致更好平衡，未来立法及司法解释可朝以下方向努力：

1.细化实体认定标准。通过司法解释，对“人格高度混同”进行类型化列举，如明确财务混同（共用账户、无记录资金划拨）、人员混同（关键岗位交叉任职）、业务混同（同一品牌对外经营）的具体情形。同时，可考虑将“区分各关联企业财产的成本过高”明确列为一项独立的考量因素。

2.引入债权人利益平衡条款。借鉴国际经验，在法律中确立“债权人最佳利益测试”原则，要求重整计划保障任何反对合并的债权人获得的清偿，不低于其在假设单独破产程序中可能获得的清偿额。确需突破的，应设计公平的补偿方案。

3.严格非破产成员纳入程序。明确规定将未进入破产程序的关联方纳入实质合并，申请人应承担更重的举证责任，必须证明其与破产成员资产债务高度混同至无法区分，且不纳入将严重损害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。

4.明确“重整必要性”的辅助地位。在重整案件中，可参考北京经验，将“合并为集团整体重整成功所必需”作为一项辅助性判断因素，以增强制度挽救企业营运价值的灵活性。

结语

企业集团破产实质合并范围的界定，是一场在法人独立人格“壁垒”与集团经济“整体”现实之间寻求平衡的法律艺术。我国的相关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、从地方探索到国家立法的演进历程。《企业破产法（修订草案）》标志着这一进程进入了新阶段。展望未来，通过汲取国际经验，进一步细化规则、强化程序保障、完善债权人保护，我们有理由期待一个更具明确性、可操作性与公平性的实质合并制度，从而更好地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，为困境企业集团的拯救与债权人的公平受偿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。